连载94)戴维斯一生都在后悔的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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巴菲特-伯恩的的紧急求援计划导致董事会成员两极分化。戴维斯反对新股发行计划,因为他认为这些以地板价过度发行的新股会“摊薄”未来的利润,并拖低未来的股价,是对股东利益的伤害。但脾气暴躁的AIG公司主席汉克·格林伯格希望先挽救公司,然后再慢慢处理细节问题。戴维斯在AIG持有大量股份。格林伯格认为“如果公司破产倒闭了,什么都没了,谁还在乎摊薄不摊薄的问题”。

经过一番激烈的争吵,戴维斯怒气冲冲地离开会议室,回到自己的办公室之后,立刻抛售了他手中持有的全部盖可股份。当时,盖可的股价已经涨到原来的四倍,从2美元上升到8美元,这应该感谢巴菲特的大力买入。通常,戴维斯不会让情绪影响投资,但是这一次,他实在太生气了,以至于忽略了盖可公司未来的盈利、以及巴菲特数以百万计的投资所带来的信心。直到戴维斯的晚年,他都在为卖掉盖可股票而感到后悔。

在实施了巴菲特-伯恩的的紧急计划数月之后,盖可公司回购了一些伯恩先前为紧急筹措资金而发行的新股。这次回购是一个强有力的证据,表明盖可保险公司已经度过了最艰难的时刻。戴维斯给伯恩打电话,“杰克,”他说,“如果我知道你会采取反摊薄措施,我就不会卖出股票了。”

自始至终,戴维斯始终有机会重新投资盖可,但他一直没有这么做。后来,格雷厄姆在法国普罗旺斯的艾克斯去世,时年82岁。当时,盖可保险公司依然处于前景不明的状态。

在另一次独立的交易中,伯恩打算购买盖可公司的子公司——盖可人寿(GELICO)的全部股份。不像它的母公司一眼,盖可人寿从来不履行其诺言。在盖可保险危机期间,戴维斯辞去盖可人寿董事之职之后,伯恩邀请谢尔比进入盖可人寿董事会。伯恩知道谢尔比是一个自食其力,而且是一个很能干的投资家。伯恩希望谢尔比的加入,有利于维护公司的声誉。

戴维斯强烈反对收购盖可人寿,就像之前发对盖可保险发行新股一样。问题关键在于价格谈不拢,伯恩提收购价每股13美元,戴维斯坚持21美元,并且毫无讨价还价的余地。没多久,伯恩的收购建议就被抛弃了,因为一家英国保险公司出价每股32美元收购了盖可人寿。谢尔比协助参与了这场获利不菲的交易谈判,而戴维斯也从他的坚持中获益匪浅。

在七十年代初,戴维斯就准确地预测到汽车保险和意外保险行业会面临艰难时刻,尽管不一定是针对盖可保险这一家公司。“保险业处于一个下降周期之中。”他对于儿子谢尔比说。考虑到他在投资中喜欢使用融资杠杆的习惯,他的投资下跌60%(从5000万美元跌到2000万美元),这样的表现已经很不错了。如果在他的投资组合里,没有日本股票以及适时的变化,恐怕他在1973年到1974年的危机中早就破产了。

他始终持有人寿保险公司,日本股票一直是他在牛市中的最大赢家,但是他抛弃了美国意外保险和汽车保险类股票。他增加了AIG(美国国际集团)的持股,这是他在日本发现的美国全球化的保险巨人。AIG这家公司具有多元化、国际化的特征,富有创造力,而且还很节俭,就像它那独断专行的CEO汉克·格林伯格一样,他通常是一分钱掰两半花。随着AIG不断收购其他保险公司,戴维斯持有的AIG股份不断增多。每当AIG以换股方式收购戴维斯持股的小型保险公司时,戴维斯持有的AIG股份就更多一些。

无论是盖可保险发生的争吵,还是发生投资损失,各种打击与不顺都没有改变戴维斯的工作习惯,也没有令他精神萎靡不振。他一直保持高昂的热情,带着那只装满了各种报告的公文包早出晚归,乐此不疲。从他办公室走到小会议室的走廊上,墙上挂满了各种从政时的照片和出任大使时的纪念,其中有一张是手绘的卷轴,是庆祝他加入大爵士团的典礼,这个社团具有长达750年的历史。他后来获得了该社团的年度最高奖,该奖项曾经颁给过三位前美国总统(胡佛、艾森豪威尔、尼克松),以及两位著名的将军(麦克阿瑟、奥马尔·布莱德利)。墙上除了卷轴(包括一个飞行纪念品)之外,还有他与罗纳德·里根,杰拉尔德·福特的合影。

戴维斯喜欢人们称他为“大使”。他的妻子凯瑟琳对于珠宝也并没有太大兴趣,常常佩戴者统一发给大使夫人们的一枚金胸针。“这个不贵,”她回忆说,“但是,它是我收到了最为宝贵的东西。”

戴维斯生逢其时,有什么理由不兴奋呢?1976年,股票价格很便宜,连巴菲特也说,他感觉就像一个欲望勃发的青年闯入夜总会。当时,市场上到处是廉价的股票,就像戴维斯早先刚刚开始投资时那样,那是整整一代人之前的市场景象。1975年6月,戴维斯给他的订户写了一篇特别报告,如果有人不嫌麻烦地认真阅读,会看到上面写着:“火灾保险和意外保险行业将迎来自从二战结束以来,通货膨胀尾声后的最大改善……. 火灾意外险的收益大增将会重燃寿险股激情。”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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